早在1954年的《社会理论错在哪里？》一文中，赫伯特·布鲁默认为，讨论概念是探讨社会理论的最佳路径，因为经验科学里，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经验世界富有成果地联系起来，而概念是建立这种联系的手段，也是建立这种联系的唯一手段。“文化”与“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学科构建理论命题时最为基础的两个概念，在多年的学科发展中，跨文化传播学科也在理论推进中对“文化”等学科基础概念进行反思，发展出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

“文化人类学”路径

    在人文社科学术传统中，“文化”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温迪·利兹－赫尔维茨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史写作时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在从事专业知识生产时，其研究前提、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意识与国民性研究、文化和人格研究以及远方文化研究等人类学研究息息相关，人类学意义上对于文化的理解也随着早期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进入跨文化传播学科的研究传统。

跨文化研究者把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所撰写的《无声的语言》当作是这个学科知识积累的创始。二战后，美国政府发现，外派的外交人员跨文化交流能力不强，不懂派往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因此产生了对外派人员进行他国文化培训的需求。1946年以后，根据《外国事务法案》成立了外交学院，专门培训外派人员。而人类学家霍尔正是供职于该学院。他在1959年发表了《无声的语言》，并在这本书里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这个说法。霍尔因此被视为该领域的创始人，《无声的语言》也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

    霍尔在书中对文化进行了探讨，但是由于其教授的对象是外交官，他发展了微观文化分析，以便这些外交官在实际的跨文化接触时，知道在特定的跨文化语境中，该怎么同异文化群体交流。霍尔认为，文化塑造了我们，以一种察觉不到的方式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他将文化在整体上看作是一种传播系统，他提出的文化基本信息系统包含着人的十种活动：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按照霍尔的理论，文化在三个层面运行，即正式、非正式和技术层面，与此同时，霍尔利用语言学的概念创制了一套分析文化的术语，分别是集合、元素和模式。

霍尔将人类学对单一文化的研究扩展为比较文化研究，他所发展的文化差异与互动研究也启发了后来的理论家。在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科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古迪昆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和菲利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等。古迪昆斯特的研究从“陌生人”的困境出发，分析了造成陌生人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以及传播与减轻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而汀－图梅则从“面子”这个角度辨析了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人们在行为方式和冲突管理方面的差异。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路径的研究是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并聚焦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其传播行为进行微观分析。在研究中，这种路径也会把文化概念化为民族国家，以及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对文化维度进行测量。

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路径

    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对上文所述的“文化”的概念化路径提起了批评。朱迪斯·马丁和托马斯·中山曾撰文区分了几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式，包括功能主义、阐释学、批判人文主义、批判结构主义等研究取向。他们将古迪昆斯特、汀－图梅以及霍夫斯塔德等学者的理论工作归类为功能主义路径，认为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常常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变量，而且文化往往在国家层面由群体身份先验定义，此外该路径强调文化的稳定和有序特征，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具有因果关系以及确定性。

    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提出的批判包括：当文化被概念化为国家时，其他因素比如性别和阶层，往往就被研究者所忽视。在国家的边界之内，不同群体往往会被认为共享关于“文化”的一些同质性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性别、种族等差别会被忽略。而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所担忧的是，如果将“文化”进行同质化理解，那么往往“被听见”、“被看见”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群体，而这些文化群体也更加容易受到“认可”。此外，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还批评道，既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于更为宏观的权力结构（政府、法律、经济以及媒介化的力量等）如何与微观行为进行互动缺乏分析，而研究者和实践者考虑的是如何发展人际传播技能来弥合文化差异，而不会去反思这种文化差异与历史或者政治是否有关。

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试图想要做的工作是，对文化进行重新概念化。他们认为，学者必须认真反思已有的按照“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概念。玛丽·科利尔在《转变文化传播：批判新方向》一书中指出，将文化和国家视为独立的概念构建，而不是多重力量构建而成的观念，不再是有效的。她还指出，认为文化是某特定地理位置，或者具有相近祖先或者传统的人群中生产或构建出来的观念，在理论上也不是有效的。

    马丁和中山认为，文化是各种传播意义得以构建的斗争场所，而哈鲁拉尼等则指出文化成为竞争利益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领域。批判学者认为，文化是斗争的场所，这个过程中，在权力关系中居于不同位置的利益主体为了更有利的位置以及控制意义生产而竞争。这种有关文化的观念受到了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启发。斯图亚特·霍尔曾言，文化是意义和表征的集合，与主导社会结构（国家及其统治力量、法治、经济、媒介等）以及文化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文化作为“斗争的场所”意味着，具有竞争关系的利益群体会基于其在权力关系中的处境参与文化再现的塑造。批判路径对于文化的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变动的、被建构成的概念，也就是说，文化与权力、情境、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历史和结构力量密切相关。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批判学者看来，将文化置于社会结构中理解，并不意味着文化只会被权力结构所塑造而个人则是文化被动的消费者，在批判跨文化传播学者看来，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也在活跃地参与文化的创造以及意义的再生产。

学科关键概念在学理上的拓展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而言，打开了边界也促使新的和复杂的问题能够被提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思考，辨析“文化”的多元化概念化路径对我们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以及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将自身“东方化”还是在文化“走出去”的时候，以固定的方式理解文化，不自觉地陷入狭隘的思维方式？又或许，在面临不同的文化时，对符号进行文化层面的解码，在现实的交往语境中理解“文化”的复杂性以及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对交往中的权力关系、对他者的刻板印象等有反身性的理解，可为对话性的跨文化交往奠定基础。